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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问题使得IAS39在实务应用中广受诟病，2008年次贷危机进一步暴露了其弊端。因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对其进行大幅修订，于2014年正式发布完整版的IFRS9准则。我国财政部随之跟进，于2017年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四项准则，统称为“新金融工具准则”。在实施时点方面，财政部对各企业类型进行了差异化规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新准则IFRS9的分类程序则更加简化和清晰，在客观性上也有明显提升。IFRS9按照金融资产的现金流特征和业务模式划分为三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AC）、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FVOCI）、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FVTPL）。具体来说：1）分类时要首先判断金融资产的现金流特征，即在特定日期产生的合同现金流量是否“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SPPI测试），只有通过SPPI测试的债务工具、或者被不可撤销地指定为非交易性的权益工具，才能被归为AC或者OCI账户。因此，可转债、二永债、结构性存款等具有衍生条款的债券，以及基金、理财等资管产品通常均要被归为TPL账户。2）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判断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即“企业如何管理其金融资产以产生现金流量”，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归为AC账户）、出售金融资产（归为TPL账户）还是两者兼有（归为OCI账户）。

　　三账户里的金融资产利息收入、公允价值波动、处置损益等对报表的影响各不相同，因此，银行也会赋予其不同的考核指标、操作策略等。概括来讲，AC账户以持有到期、收取合同现金流为主，其日常的公允价值波动不反映于报表，仅处置时才在利润表确认处置损益，因此可以视为银行的配置盘。TPL账户的利息、公允价值变动、处置损益都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因此会以公允价值变动为核心绩效指标，可以视为银行的交易盘。OCI账户则介于两者之间，其利息收入计入利润表，未实现的公允价值波动先计入所有者权益（影响净资产、不影响利润），但处置时又能再回损益，兼具配置盘和交易盘属性。

　　此外，资本占用成本也是银行决定自身账户结构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这在资本管理办法旧规时代更为重要，彼时银行可以将信用债归入TPL以节约资本。首先需明确的是，资本计量和三账户并不是一套分类体系、但其之间存在着联系。资本计量要区分的是资产属于银行账簿还是交易账簿，前者主要计量信用风险，后者主要计量市场风险。在账簿划分方面，由于交易账簿里的资产必须要能每日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损益，因此，只有TPL账户里的部分资产才会被归为交易账簿，AC和OCI账户都要被归为银行账簿。

　　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旧规时代，交易账簿资本计量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衡量无风险利率变动的“一般市场风险”，二是衡量发行人信用情况的“特定市场风险”。由于此时突发信用违约事件还不多，市场对其严重性意识不足，因此“特定市场风险”只笼统得根据债券期限和外部信用评级进行计量，且计提比例明显偏低，这使得银行可以将特定债券归入交易账簿（对应TPL账户）以节约资本。例如，一只剩余期限1年的BB+以上信用债，若归为银行账簿，则适用100%的风险权重，对应8%的资本占用成本；但若归为交易账簿，则资本占用成本仅为2.25%（1.25%的一般市场风险+1%的特定市场风险）。

　　金融资产一旦完成账户分类，就有很强的纪律性，银行“出售AC账户资产来兑现浮盈”的行为在现实中受到极大制约。在旧会计准则下，银行若大规模出售“持有至到期”账户里的资产，就会被认为是持有意图发生改变，所面临的“惩罚”便是资产被重分类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户。而在新会计准则下，持有意图变得不再重要，资产重分类的唯一情形是“业务模式”发生改变，而这种情形是极为少见的，只有银行开始或终止某项对其经营影响重大的活动时（例如收购、处置或终止某一业务条线时）才可能会触发，而且必须由高级管理层进行决策。

　　而在策略交易中，银行需要在OCI和TPL账户中进行权衡。OCI账户相对低频且只能做多，其公允价值波动虽不计入当期损益，但会直接影响所有者权益，因此资本充足率承压的银行往往对使用OCI账户更为谨慎，避免浮亏侵蚀核心一级资本。相比之下，TPL账户虽然会直接影响利润波动，但其优势在于更适合使用衍生品对冲和复杂交易策略：由于国债期货等衍生品被强制归入TPL账户，将现券同样划入TPL可以避免会计错配问题；此外，TPL账户可以执行更加高频的交易，且其资产通常对应“交易账簿”，在测算市场风险资本占用时，高度相关的多空头寸可以进行对冲，从而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OCI账户不实时影响利润表、但会影响资本充足率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市场的顺周期行为。具体来说，当OCI账户产生浮盈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得以提升。为避免资本闲置，银行会顺势上调该账户的风险敞口并调高KPI，而这往往会激励账户管理者采取更加激进的交易行为。反之，当OCI账户产生浮亏时，资本受损会导致银行扩表受限。为避免浮亏转化为利润表实亏并保住资本充足率，银行通常会转入防御状态：一方面限制仓位卖出，另一方面冻结大量RWA额度，将其投向能够产生稳定正收益的安全资产上，以对冲OCI账户的浮亏。这种被动惜售行为会导致市场上形成强烈的成本线阻力，一旦市场价格反弹至靠近持仓成本，就极易引发大规模的解套换仓，从而使得价格进一步的回升受阻。

　　近年来各类型银行普遍降低AC账户占比，股份行和城商行尤为明显，农商行内部分化严重。在低利率环境下，传统买入持有能获得的票息收入本就有限，对于负债成本更高的银行而言压力尤为明显。因此，银行必然会更依赖于债券交易，同时参与更多承销、做市等业务，使得股份行、城商行AC账户占比在2020-2024年期间分别大幅下降6pcts、13pcts。对于大行而言，虽然更低的负债成本可以支撑起更大的配置盘，但AC账户里堆积的大量长久期政府债所引致的利率风险不容小觑，需结合自身资本金和△EVE情况进行规模控制；央行开展的买卖国债业务也要求大行有更加灵活的操作进行配合，这同样是AC账户难以满足的。因此2023-2024年期间，大行的AC账户占比也一改往年的持平态势，转为累计下降4pcts。

　　如前文所述，TPL账户损益会实时影响银行利润，因此使用对冲工具极为重要。问题是，能够使用对冲工具的银行数量极少，不仅是对银行的交易能力有更高的要求，更关键的是，目前国债期货交易资格还没有完全放开，我国仅5家大行和1家外资行获批参与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因此，对于五大行以外的绝大多数银行来说，TPL账户缺少对冲保障，更多是作为无法通过SPPI测试的资产“收容站”、以及承销分销业务的债券“中转站”，真正能用来做收益的仓位很小，且对于流动性和交易频次有极为严格的要求。

　　3）农商行的TPL账户占比仅有14%。其中，金融债及存单占比高于股份行城商行，或主要受同业互持影响；基金占比则明显更低。那么，农商行为什么不增持更多的基金、以弥补自身投研能力的不足？一方面，监管会对商业银行进行评级，根据评级结果可以采取限制业务准入等措施，因此部分农商行或不能随意投资基金；另一方面，农商行若无法获得基金的底层资产明细，就需要按照授权基础法甚至1250%风险权重来计量资本，这对于农商行的资本体量而言压力较大。

　　资本充足率决定了银行“能不能”高配OCI，自身交易风格和市场行情决定了银行“想不想”配。OCI账户里的公允价值变动会直接影响核心一级资本，因此，资本缓冲较薄的银行往往被迫压降OCI仓位。从样本整体分布来看，也确实可以看到资本充足率和OCI占比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过，在远离监管红线的安全区域内，资本充足率的解释力下降，更多是银行基于自身风格和市场行情进行主动决策，因此OCI占比分化也极为严重。概括来讲决策逻辑主要有二：

　　农商行则波动最为剧烈，顺周期特性明显。非息收入对农商行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在债市行情强劲时期，农商行会集中涌入债市寻求交易机会，并把浮盈囤积到OCI账户中（例如2024年）；当债市转弱时，农商行会兑现部分浮盈以平滑利润（例如，2025年农商行非息收入对营收仍为正向贡献），对于浮亏的部分进行锁仓防御（例如，2025年一季度债市大跌后，农商行全年整体呈现配债力度弱、交易波动小、承接温和但止盈果断的特点）。

　　上述趋势映射在投资行为上，就是银行交易属性的强化。由于银行存在资本占用考量，因此其交易的“主战场”仍将聚焦于利率债品种，围绕相对价值挖掘各类利差交易机会。例如，今年1月超长债经历了上旬领跌→中下旬领涨→月末再度偏弱的历程，且国开表现弱于国债，此时中小行即积极把握30Y-10Y国债和10Y国债-国开债的利差交易机会，对超长债积极买入→果断卖出→再次大量买入，同时持续净卖出国债、在月末对7-10Y政金债转为净买入。再例如，今年3月以来国开债较国债利差呈回落态势、但仍处于历史高位，大行加大了对5-7Y政金债的净买入力度。